■张跃文: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资本市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财政压力能否促使地方政府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进而增加税收收入?本文利用2008—2023年上市公司数据和部分宏观数据构造双向固定效用模型,研究了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在现行税制下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实施“合作型”政府干预,促使企业进行过度投资以获取更多间接税收入,在进行了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以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更容易受到影响;地方经济法制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缓解企业受到的压力,公司治理对财政压力仅能发挥有限的抑制作用。
高效率的投资可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市场有效供给,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但是近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却出现明显下滑。以工业企业为例,每元bwin官网工业投资所对应的企业利润,已从2000年的0.86元下降到2019年的0.29元。投资低效益影响了企业投资积极性,对于形成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十分不利。饶有意味的是,部分企业在投资效益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却出现了长期投资大幅增长的情况。与此同时,企业纳税额连年增加,而且在201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期,企业税收增速都要超过当年GDP增速,这使我们联想到税收与企业投资间可能存在的联动关系。有没有可能是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收而要求企业增加投资以扩大产能和销售收入,进而增加企业纳税额?这是本文希望探讨的主题。
企业纳税规模主要是与其当年的经营规模也就是收入和利润有直接关系,其中销售收入是主要“税锚”,税前利润是次要“税锚”。如果政府希望通过推动企业增加投资进而在短期内增加税收,就很可能将投资导向能够增加企业当年经营规模的“短平快”投资,这类投资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企业过度投资。如果这类企业行为达到一定量级,势必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巨大,“土地财政”难以维继,国家积极组织化解地方债风险并严格限制地方盲目举债,地方政府非税收入锐减。另一方面,“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等政策性支出存在刚性要求,地方财政压力空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行政干预可以扩大企业投资并增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缓解其财政压力,将极有可能诱发一些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行为,从而影响企业正常投资活动形成资源浪费,这个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具有特殊重要性。
本文致力于将源于财政压力的政府干预引入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解释之中。这项研究同两类文献直接相关:一是税收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二是政府干预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在税收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方面,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税收是企业经营的负担,税负越少越好,有实证研究表明税收优惠能够明显鼓励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而企业税负增长会引致企业出走和增加地区间的企业并购与资本流动,展现了税负增长与本地企业资本投资的反向关系;另一类观点认为,虽然税收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企业投资,但是地方税收增加能够支持更多的公共支出,进而改善地方基础设施条件和营商环境,从而在长期意义上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而且减税政策的非持续性和税费间此消彼涨的关系,使得企业面临更多税负不确定性,使其不愿意增加投资。
关于政府干预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较早关于官员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发现,官员会采用财政补贴等方式引导国有企业管理层做出有利于官员政治目标的决策。其他学者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一步证明了企业管理层的政治联系会促使其做出过度投资的决策并损害公司价值。在经济增速放缓、地方财政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会通过向企业提供补贴等方式促使企业增加投资,而且地方政府偏爱受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并容易导致这些企业出现过度投资。
已有文献较多涉及税收政策与企业投资的相关性,而且以宏观和中观层面研究为主,很少将政府财政压力以税收形式分解到具体企业,而这恰恰是地方政府转嫁财政压力的主要方式。另一部分文献探讨了政府干预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但这类政府干预的动力主要来自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和官员晋升,比较少从具体企业承受的财政压力视角,刻画源于财政压力的政府干预如何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尝试在以上两个方面做出补充性贡献,即在微观层面分析地方政府将财政压力转移给企业并通过行政干预引致企业投资过度的现象和作用机制。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对于企业进行过度投资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进行了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以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地方经济法制化程度提高,能够明显缓解财政压力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而公司治理仅能发挥有限的作用;第三,“合作型”政府干预是地方政府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模式,诱导企业进行过度投资。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一是基于地方政府增加企业税收的一般逻辑,对政府转嫁给企业的财政压力进行量化,区分了不同企业承担财政压力的差异,使基于企业层面的财政压力分析更贴近现实;二是定义了以增量分配为基础的“合作型”政府干预,揭示了地方政府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增加税收收入的作用机制。本文的余下部分做如下安排:第二部分对财政压力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对研究设计和样本选择进行说明;第四部分报告了实证研究结果;第五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重点分析了作为影响机制的“合作型”政府干预;第七部分是全文总结和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收入是主体部分。我国实行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根据财政部数据测算,2023年我国间接税收入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67%。间接税名义上是企业交纳的,实际由商品或者服务的最终使用者承担。目前,我国企业缴纳的间接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2015年税改后已与增值税合并)、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资源税等。这些税种按照企业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企业营业收入越多,缴纳的间接税越多。因此,在商品和服务有终端市场支持的情况下,企业进行产能扩张型投资可以增加营业收入,并同步增加对政府的间接税贡献。
通常情况下,政府增加间接税收入有三种方式:提高税率、开征新税种、扩大税基。在我国,前两种方式的决策权主要在中央,而扩大税基是地方增加税收的主流方式,它可以在不增加纳税人负担强度的情况下,增加税收收入。因此,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热衷于支持企业进行产能扩张型投资,以增加企业营业收入和政府间接税收入。但政府的目标同企业的目标并非总是一致,在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减少或者财政支出增加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面临增加税收的压力,其促使企业扩大投资的动力增强,但此时恰恰是企业囿于经济形势投资趋于谨慎的时期。如果地方政府对企业决策有较强的干预能力,则有可能将财政压力转嫁给企业,通过行政干预迫使企业做出额外投资决策,以实现扩大产能、增加营业收入进而增加间接税收入的目的。但这种干预行为客观上可能导致企业出现投资过度和资源浪费。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
常见的政府干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弥补市场失灵为目标的合理政府干预,如反垄断、公共服务限价等;第二类是以完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为目标,违反企业意愿的强制性干预,如强制企业捐赠、安置就业等;第三类是隐蔽性更强的“合作型”干预,即政府通过与企业管理层协商,调整企业经营行为,以更好符合政府和企业利益,形成所谓的“政商联合体”。“合作型”政府干预又可以分为符合政府和企业整体利益的干预,与仅符合部分当事人利益的干预。在政府治理和企业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合作型”政府干预的动机更有可能是为了满足地方短期利益和企业管理层利益。政府通过非强制性手段影响企业决策,形成“合作型”政府干预。财政压力通过“合作型”政府干预影响企业过度投资。
“合作型”政府干预意味着政府不采取强制措施,而以利益交换的方式来进行。目前比较常见的包括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土地出让金减免、免费或者低价提供厂房等。这些开支属于非公共财政支出,通常不列入一般公共预算。在政府干预下,企业的投资决策往往偏离市场导向和企业价值的内在要求,出现短期利益驱动下的过度投资行为。这类投资行为宏观上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产能过剩,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微观上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如果地方经济法制化程度较高,政府财政收支严格遵循法律流程,审批过程公开透明并受法律监督,就可能减少政府因财政压力而干预企业和增收税费。企业在制定投资决策时,不必担心受到不当行政干预,司法体系会充分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企业可依据自身财务状况、市场需求预测以及长远发展战略,理性评估投资项目的可行性与预期收益。当政府面临财政压力时,企业无需为迎合政府要求缓解财政困境,而被迫进行超出自身能力与需求的投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
如果一项投资占用企业大量资源,且仅能形成短期的营收增量,对于企业竞争力和长期增长潜力贡献有限,股东可能会认为这项投资无助于企业价值提升而投出反对票。但是普遍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限制了股东的权力主张。由于存在自利动机,管理层会主动寻求增加基于企业经营规模的在职消费和薪酬,并为此进行主动盈余管理和过度投资。理论界关于公司治理对于抑制管理层自利行为的作用已经达成一定共识。有代表性的文献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管理层持股等内部治理因素,对于约束管理层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公司治理因素能否有效抑制地方政府与公司管理层的合谋行为则是不确定的。一方面,政府具有行政权力,可以在规划土地、税收、社保、基建投资等多方面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构成重大影响,即便是治理完善的企业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向政府妥协;另一方面,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内设机构主要依据管理层的信息和分析做出决策。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向企业转嫁财政压力,且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主动同政府合作,管理层就很可能会向前述内设机构及其组成人员提供倾向于实施投资的信息。此时公司股东和董事会不易做出准确判断,公司治理的制衡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4。
本文旨在探究地方政府向企业转嫁财政压力如何影响企业投资决策。采用2008—2023年的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证实了政府财政压力是诱导企业进行过度投资的重要因素。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法、DID法进行内生性检验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财政压力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表明民营企业的弱势地位使其难以抗拒政府干预,从侧面证明了政府干预能力在促进政企合作方面的巨大影响力。有相对较少投资需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成长型和成熟型企业,更有可能受到财政压力影响而进行过度投资。为了寻找制衡财政压力的内外部因素,本文检验了以往文献讨论较多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治理因素,发现地方经济的法制化程度能够有效抑制财政压力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不过公司治理仅可以发挥有限的抑制作用。最后,本文的机制检验发现政府主要通过实施“合作型”政府干预促使企业进行过度投资,以实现短期的税收增加,缓解自身财政压力。在经济增速下调以及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地方政府财政减收增支因素会长期存在。部分地方的税源会进一步集中到少数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有可能加剧政府向企业施加财政压力并要求企业配合的现象,导致企业投资效率进一步下降。
当前,我国需要更好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增强企业制定投资决策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因此必须尽快采取相应对策。第一,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切实扭转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减少地方财政对间接税的依赖,弱化政府干预企业投资的动机。第二,提高经济的法制化程度,通过法律明确政府财政收支边界,约束其因财政压力而随意干预企业投资决策的行为。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使其基于理性而非外部压力制定投资决策。第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切实提高民营企业地位,公平对待民企与国企,杜绝地方政府不当干预民企经营决策的行为,加快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企“亲清”关系。第四,引导企业延长管理层考核周期,完善管理层薪酬与考核体系,将管理层薪酬与企业长期绩效挂钩,注重考察企业投资的长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