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和欧元区经济体系中,银行的重要性都相对较高,因此,对比中国央行货币供应与创造和欧元体系相关情况,对中国货币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通过对比中国央行与欧洲央行货币供应与创造关系,同时注重中国经济的独特性,为中国央行如何把握货币政策,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提供政策借鉴。
由于中国和欧元区银行体系的重要性都相对较高,将中国央行与欧洲央行的货币供应与创造进行比较是件有意义的事。具体的,可以将中国央行在2024年和2025年之交的政策,与欧洲央行在金融危机之前的政策进行比较,从而为这种分析提供更多支持。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将净流动性保持在接近银行系统的平衡水平来控制利率的能力。
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定义银行系统的流动性。我们将上述流动性定义为资产项目之间的差异,其目的是提供流动性和负债项目,从而吸收流动性。资产项目包括对其他存款公司的债权和对其他金融公司的债权。同时,负债项目包括金融公司存款(不含在储备货币和债券发行中的存款)。上述头寸的总余额表明央行是否正在提供或吸收金融机构部门的流动性。
资产超过负债的盈余将被定义为流动性赤字。如果负债超过资产,会出现流动性盈余的情况。下面我们将介绍中国央行的流动性状况及其与GDP的关系(见图1)。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央行经历了巨大的转型。2014—2016年,外汇储备占中国央行总资产的比例仍超过80%,但到了2025年初,这一比例降至50%以下,这是中国央行针对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所采取的操作策略发生了质的变化的一个迹象,货币市场正在成为货币传导机制的基石。这一趋势可以用一些数字来证明。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流动性盈余达到了GDP的近8%,然后这一比例在2010—2021年逐渐下降。有理由相信,上述增长是由于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导致的,2006—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水平增加了两倍多。
正如引言所述,我们认为将中国与欧元体系进行比较是有意义的,因为中国和欧元区银行体系的重要性都相对较高。
中国的融资结构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不同。它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主要以信用贷款为主,直接融资则主要包括股票和债券。2022年,中国存款金融机构的资产占金融业的60%以上,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间接融资将导致更多存款衍生品的出现,推高资金总额。在中国,自2022年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主要是通过间接融资中的资产扩张来实现的。
同时,由于金融市场的波动,理财等资产管理产品的资金已经回到资产负债表,这也导致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因此M2的增长率相对较高。此外,中国的M2门槛与其他主要国家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中国的M2门槛相对较低,对存款期限和数量没有限制,而其他国家则实行限制。例如,美国的M2只包括10万美元以下的定期存款,不包括10万美元以上的定期存款。在欧洲央行的M2中,定期存款仅包括两年或两年以下的定期存款。这些阈值的差异也使得中国M2的总规模显得相对较大。
意识到所有这些差异,大多数计算都是以GDP的百分比表示的。因此,我们避免依赖名义数字。尽管为消除上述差异做出了诸多努力,但必须谨慎对待得出的结论。
我们开始对2002年至2024年底中国和欧元体系的货币创造进行比较,分析货币占GDP的百分比对经济产生的作用。我们将货币总量作为货币的衡量标准,分别观察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货币和准货币)和欧元体系的M3(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货币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比在欧元体系中的作用要大得多。在欧元体系中,货币创造量从约占GDP的80%增加到略高于GDP的100%,而在中国经济中,货币创造量占GDP的比重从略高于150%增加到近220%,增长相对较快。在这一时期,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从未低于12%。此外,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M2增长一度接近30%。
因此,货币在中国的作用几乎是欧元体系的两倍。此外,如果将分析的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2002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从2009到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及从2021到2024年底,我们可以看到多方向的变化。
就中国而言,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货币水平约为GDP的150%。与此同时,就欧元体系而言,我们观察到货币创造量占GDP的比重已经从80%增加到接近100%。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货币创造量占GDP的比重从150%稳步增长到200%,在新冠疫情暴发,出现短期下降后,继续回升到占GDP的220%以上的水平。所讨论比例的增加(高于趋势)很可能是由于经济增长放缓(与2018年之前相比)所致。正如第一部分引言所述,在报告所述期间,中国央行特意选择了更高质量的增长,即使这是以牺牲其较低的活动为代价的。
相比之下,就欧元体系而言,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货币创造一直稳定在GDP的100%左右,但在新冠疫情期间大幅上升至GDP的120%以上,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稳步下降至疫情前的水平。
让我们继续分析中央银行在货币创造中的作用。我们将解释如何估计中央银行在经济货币创造中的份额。在这里,我们将使用Szadkowski(2025)中提出的方法。当中央银行执行传统货币政策以外的职能,并且其交易的对手不仅是国内银行业时,就可以说存在货币创造。因此,中央银行被分配的额外任务越多、业务范围越广,其负责的货币供应量就越大。与Szadkowski(2025)一样,这里进行的分析使用了中央银行、其他货币金融机构和合并银行部门(货币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
根据Szadkowski(2025),私人银行创造货币供应量的因素包括,对非金融私营部门(包括地方政府)的贷款+政府净债务+外部净资产+其他(不包括对中央银行的净债务);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净债务包括,手头现金+央行账户资金+货币政策操作产生的净债务-央行持有的银行发行的债务证券;中央银行创造的货币包括,非银行部门持有的现金+银行对央行的净债务+在央行的私人非银行账户;中央银行创造货币供应量的因素有,净政府债务+净外部资产+国内私人非金融部门债权+其他(不包括银行对央行的净债务)。
让我们通过比较中央银行创造的货币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开始分析中央银行在货币创造中的作用。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以中国央行为例,我们看到2010年后创造的货币总额占GDP的比例从20%增加到近50%(这可以归因于外汇储备的超高增长),然后在分析期结束时,央行创造的货币总额占GDP的比重稳步下降到不足15%,新冠疫情对观察到的趋势几乎没有影响。这可能是新冠疫情几乎没有对中国国内经济产生通胀压力的关键原因。
与此同时,就欧元体系国家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而言,我们观察到,在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之前,其影响微不足道,仅占GDP的3%。从那时起,欧元体系国家协调机构的货币创造出现了三波增长。第一波增长持续到2011—2012年之交,与加强信贷支持政策(由欧元体系实施)有关。第二波和第三波增长分别与应对欧元体系财政危机和新冠疫情有关,开始对货币供应产生更高的贡献。在2023年之前的增长开始出现逆转之前,欧元体系国家协调机构的份额在2020—2021年达到了GDP的25%以上。欧元区货币创造的规模出现了如此剧烈的增长,并导致了暂时但相对激烈的通货膨胀。直到欧洲央行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上述逆转才开始发生(见图3)。
如果观察中央银行货币创造在货币创造总量中所占的份额,我们就可以得出几乎相同的结论。在分析开始时,即2002年,中国央行创造的货币占经济中创造的货币总额的15%以上,而欧元体系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仅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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