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钱要么存在银行,要么拿去投资,似乎很简单。但在经济学家的眼中,货币就像人体的血液,有一套精密的循环系统。近日,一份题为《现实世界中的货币流动性分析》的研究报告,试图帮我们打破教科书的抽象理论,用一套“可追踪、可操作”的框架,看清资金在现实世界中究竟如何流动、派生,又为何有时“在系统里,却流不出来”。
传统的货币银行学教材往往强调“贷款派生存款”这一核心逻辑,即银行放出一笔贷款,就会在企业账户上生成一笔等额的存款。然而,现实世界的货币运行远不止如此简单。报告指出,央行、商业银行、财政部门以及无数的居民和企业,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资产负债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货币的派生渠道是多元的。除了贷款,银行购买债券(无论是政府债还是企业债)、开展表内非标业务、甚至外汇占款的变化,都会派生出新的存款,从而影响广义货币(M2)的规模和结构。财政存款的收支同样扮演着“吞吐”货币的角色:当财政支出落地时,资金从国库流向企业或个人,形成新的存款扩张;而当银行承接政府债券发行时,则会暂时冻结流动性。因此,要看清货币的全貌,必须将这些因素“并表”观察,而不能只看单一指标。
报告构建了一个以“基础货币—广义货币—数据落地”为主线的分析框架。其中,基础货币(主要指银行的准备金)是银行间市场的“源头活水”,而超额准备金率则被看作是衡量市场松紧的“日常锚”。通常情况下,超额准备金越高,市场资金面越宽松。
但这里存在一个关键的“情境性例外”:当市场出现风险事件,比如中小银行出险时,机构的避险情绪会急剧升温。此时,即使超额准备金率较高,大家也倾向于将资金囤积在账上,不愿轻易出借,从而导致“钱多却紧”的奇特现象。这打破了“放水就一定宽松”的简单线性思维。
在广义货币层面,分析的重点在于追踪那些“类信贷”资产扩张对存款的创造。无论是银行直接放贷,还是通过通道、非标向实体投放资金,本质上都伴随着存款的派生。这些业务虽然不全是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却深受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监管指标的影响,比如信贷额度、同业业务约束等,它们共同塑造着M2的最终面貌。
二级银行体系是流动性传导的载体。报告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解释了银行间的资金调剂:假设A银行有超额准备金,而B银行因放贷较多存在法定准备金缺口,B银行可以通过同业拆借向A银行借入基础货币来弥补。这本是一个顺畅的内部循环。
然而,现实中的结构性问题会导致传导“梗阻”。近年来,市场上出现过“小银行资金富余、大银行偏紧”的格局。原因在于,监管收紧了对小银行同业资产投放的限制,导致其富余的资金难以通过正常的同业渠道流向大行,最终只能被动地涌入债券市场。这就表现为债券利率下降、价格上升,但实体企业的融资并未因此受益,形成了“总量不松、局部偏宽”的结构性矛盾。居民的存款在不同银行间的迁移,也会引发基础货币与广义货币的同步转移,构成了真实的“传导链”。
首先是银行自身的利润。居民或企业向银行支付利息时,银行负债端的存款减少,所有者权益端的利润增加,这实际上是在收缩M2。考虑到银行业每年高达数万亿的利润,其对货币总量的收缩效应不容小觑。
其次是财政的节奏。由于财政收支数据披露滞后,其季度内的波动往往成为资金面变化的重要来源。政府债的发行与财政支出的拨付之间存在时间差,这个“节奏差”常常导致市场流动性的短期剧烈波动。
此外,理财和资管产品的交易行为会放大市场波动。当居民大量申购理财时,资金从个人存款转变为非银存款。由于非银存款无需缴纳存款准备金,这会降低银行的缴准需求,短期带来流动性宽松。但一旦市场波动引发理财集中赎回,又可能对资金面形成反向冲击。这种“羊群效应”在2022年底债市调整时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报告最后指出,随着支付体系回归二级架构(如备付金全额存放银行),以及未来大资管统计的逐步完善,我们有希望更清晰地“看见”资金的流向。这套分析框架的意义,正是在于帮助人们穿透迷雾,将抽象的流动性概念还原为可观测、可解释的现实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