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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道系列之:在商言商
发布时间:2026-06-24
 中国古代社会,无论从事何种行为,都绕不开一个道字。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就连最被正统价值体系边缘化的强盗群体,也讲究盗亦有道。既然连强盗都讲规矩、讲分寸,那么商业这种高度依赖交换与秩序的活动,自然也必然存在属于自己的商道。 今天这篇文章,便想围绕商道这一核心概念,结合在商言商的立场,谈一谈我对中国商业发展与商业文化的一些理解与观察。 说到商道,就必须先回到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去看它的形

  中国古代社会,无论从事何种行为,都绕不开一个道字。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就连最被正统价值体系边缘化的强盗群体,也讲究盗亦有道。既然连强盗都讲规矩、讲分寸,那么商业这种高度依赖交换与秩序的活动,自然也必然存在属于自己的商道。 今天这篇文章,便想围绕商道这一核心概念,结合在商言商的立场,谈一谈我对中国商业发展与商业文化的一些理解与观察。 说到商道,就必须先回到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去看它的形成与演变。 中国古代商业最早可以追溯到奴隶制时期的商代与西周。那个阶段,商业活动尚处于萌芽与初级形态,但交换这一经济行为已经开始出现雏形。 然而在元代之前,由于统治阶层长期奉行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再叠加政治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双重约束,商人这一群体长期处在社会体系的边缘位置。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限制,在文化与身份认同上也始终笼罩在阴影之中,社会地位极其低下。 这种低下到底低到什么程度?可以说,当时的商人虽然可以在家中享受富足生活,甚至大鱼大肉、衣食无忧,但一旦走出家门,便受到诸多制度性限制:不得穿丝绸,不得乘坐华贵车驾,子女也不能进入仕途为官。 而更严苛的限制还在后面。商人甚至不能以个人名义购买土地,即便购置,也必须缴纳额外田产税。如果申报不实被揭发,不仅会面临全部财产充公,还可能被发配边疆服役一年。这种制度安排,本质上就是一种对商业阶层的系统性压制,让商人拥有财富却缺乏尊严,有资源却难以自由支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政与商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压制,而是在合作与博弈之间不断摇摆与调整的动态过程。商业活动虽然长期受限,但并非完全没有生存空间。 在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的间隙,以及隋唐时期与宋代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商业活动都曾迎来短暂甚至相对宽松的发展窗口。到了明清后期,士人与商人关系逐渐松动,商业力量也在社会结构中获得更多承认与空间。 尤其是在明清后期,商业繁荣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历史转型的背景之下,一批实力雄厚的商人群体开始崛起,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吕不韦等人,他们不仅拥有财富积累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运行逻辑。 这里是文章 进入明清时期,由于民族危机加深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民族工商业逐渐发展壮大,工商业者规模持续扩展。叶澄衷、张謇、乔致庸、胡雪岩、伍秉鉴等一批杰出商人相继出现,如雨后春笋般活跃于历史舞台之上。 到了近代社会,随着社会变革不断加速,商人群体的自我认知与集体意识开始觉醒。他们逐渐意识到单打独斗的局限性,于是开始以家乡、地域、行业为纽带,从分散走向联合,形成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商帮体系。 由此,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等一系列地域性商业共同体相继出现。这些商帮不仅是经济组织,更是一种利益与信任交织的社会结构,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商人发展史的新阶段。

  进入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中国经济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营商环境显著改善,商业活力被全面激发。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背景下,中国商业社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 这短短九个字,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财富欲望的压抑与束缚,使得社会对致富这件事重新获得了正当性认知。财富的快速积累推动了民营企业家的集体崛起,一个新的商业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顾雏军、张海、严介和、黄光裕等一批曾经风光一时的企业家,也在这一时期走上时代前台,成为中国商业叙事中的重要符号。 02商业文化的误读 中国的下海创业潮由此全面展开,但在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贫富差距问题也逐渐显现。而与之并行出现的,是另一种更隐性的差距——文化理解上的偏差。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人们在长期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对儒家经典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误读,尤其是在财富观与义利之辩上的理解出现了明显偏移。 比如在国家存亡、社会动荡的历史语境中,先贤曾强调商人应在商道之上追求人道,并提出诸如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读书不为稻粱谋等表述。这些话语在后世被反复引用,但也逐渐被简化甚至极端化理解为:读书不应追求生存,而应只追求精神与道义。 但这种理解其实并不完整,甚至可以说存在明显偏差。孔子的财富观,并非简单否定商业与财富,而是对财富持有一种更加现实与开放的态度。他并不排斥富贵本身,相反,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财富并不必然与道德冲突。 他甚至明确表达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在他看来,富贵本身并非需要回避的对象,而是可以追求的现实目标,只是获取方式必须合乎原则与底线。类似思想在后世也常被概括为:富贵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可求,则从吾所好。 这里是文章 正是这种长期的文化传播与选择性解读,加之儒家伦理长期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使得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倾向——不愿公开、直接地讨论利益与金钱问题。同时,在部分宗教与伦理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欲望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克制与压抑。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商人在社会认知中长期处于一种矛盾位置:一方面商业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商业行为又常被贴上逐利算计的标签。 甚至在社会语境中,锱铢必较唯利是图等词汇,常常被直接用来概括整个商人群体,使其长期背负某种刻板印象。 因此也不难理解,现实中很多商业表达往往不得不借助更柔和的外壳,例如社会责任慈善公益大爱等概念,以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接受度。甚至在正式进入交易之前,也往往需要经历大量铺垫与人情沟通,而非直接进入利益交换本身。

  从这个角度看,单纯指责商人虚伪或功利,其实并不完全公平,因为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结构长期塑造的结果。 试想一下,如果商业行为一开始就完全透明、赤裸地呈现利益交换,例如相亲式地直接询问资产、房产、收入与家庭背景,那么大多数人恐怕都会感到不适甚至反感,因为这与社会普遍的情感表达方式是冲突的。 也正因如此,商业活动往往必须借助一定的缓冲语境,通过礼节、信任与情感铺垫逐步进入实质交易阶段,这其实正是文化习惯长期作用的结果。 03商道第一准则在商言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佛教思想也指出,人类诸多烦恼的根源在于欲望,而欲望从广义上看,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个利字。 正如羊群逐草,商人趋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人性与社会运行规律的一种自然体现。 因此归根结底,社会中流行何种商业文化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人们如何理解它、解释它,以及是否在传播过程中对其进行了过度简化或价值偏移,这往往才是造成误解的根源。 如果简单地用见钱眼开唯利是图去概括商人群体,本身就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判断。试问,如果商人在商业活动中既不追求利润,也不遵循交换逻辑,那么他还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人吗? 在商业逻辑中,在商言商是最基础的运行准则之一。所谓商,本质上是以平等交换为基础,参与社会财富生产、流动与再分配的行为体系。而道,则是统摄这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论框架。 这里是文章 从更本质的角度看,商道就是经营与生财的路径,是商业活动背后的运行逻辑与价值哲学。这种交易并不仅仅局限于金钱层面,而是一种更广义的资源与价值交换机制。 无论个人还是行业,本质上都在通过自身能力参与社会价值交换,只不过交换的形式与场景不同而已。商业只是其中最集中、最显性的表现形式。 从这一角度出发,商人在商业语境中追求利益,本身是合乎逻辑的行为选择。除非具备高度成熟且稳定的政治参与环境,否则要求商人完全脱离利益逻辑、转向高风险公共领域,本身就不现实。 当然,如果国家面临危急存亡之际,仍然执着于在商言商,拒绝承担更高层面的社会责任,那么最终很可能陷入唇亡齿寒,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