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Ethics)就是人伦之理,即关于人与人(现代伦理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关系的道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自我约束为特征的行为规范,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内在基础。
商业伦理(BusinessEthics)是关于企业开展商业活动时所遵从的伦理,是伦理学说与经营管理理论的融合。
商业伦理是商业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商业伦理由来已久,很多内容是约定俗成、不言而喻的。
20世纪60年代起发展起来了商业伦理学,对商业伦理进行深入的研究,使之系统化。
不公平歧视。不依能力和业绩为依据进行的评价都有可能是歧视。这与必要的“区别对待”是两回事。
“竞价排名”就是给百度付钱的网站链接会被排在搜索结果的前面,出价越高排名越靠前。而网民以为百度搜索是按照相关程度排序的。
百度公司并不认真审查交钱做竞价排名的客户,骗子通过出钱竞价使其网站链接排在前面,借此行骗。不断有消费者抱怨说,使用百度搜索提供的虚假网站或信息被骗。但百度并不承担责任
百度公司负责人曾为百度虚假推广链接公开道歉,但竞价排名收入占百度收入的80%以上,关系到百度的盈利模式和生存问题。
企业与环境:既要维护当代人福利,又要留给后代人一个美好世界,保护生态物种
CSR学说发端于1950年代的发达国家,主要背景是经济增长伴生的环境、社会问题日益严重
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等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难以解决的程度
社会矛盾加深,特别是劳工权利受损害问题。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世界每年约发生2.7亿起职业事故,200万人死于职业事故和与工作相关的疾病,1.6亿人遭受职业病
CSR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缺乏社会责任。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传统的法律法规等外部约束,还要通过社会责任建设从内部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真正的发展
2001年底美国第七大企业ENRON申请破产,2002年夏美国世界通信公司又创造了破产企业规模的新的世界纪录。而这两家公司的破产中暴露出了严重的欺诈和财务丑闻等败德行为
马多夫曾任纳斯达克证交所的主席,是现代华尔街的一个先锋。但他用简单的庞氏骗局手段诈骗500亿美元,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诈骗案。马多夫于2009年7月被判150年徒刑。
中国的“黑色GDP”:伴随GDP高速增长的生态环境条件和社会资本的严重破坏。
海外的劳工组织和NGO组织对中国企业违反劳工标准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企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美国国际劳工权利基金(ILRF)等21个劳工、消费者、人权组织联合起草了“中国商业原则”,宣称:“我们要确保我们在中国的商业活动尊重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基本劳工标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公约》规定的基本人权标准、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以及中国法律。”要求在华设厂的跨国公司遵守并迫使中国的供应商接受CSR审计。
丢人丢到世界银行。2009年1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世界银行14日宣布,因牵涉到世行资助的菲律宾公路项目中的腐败行为,对包括4家中国公司在内的7家公司进行制裁,暂时或永久不许他们参与世行资助项目。4家中国企业分别是:
行业行贿、围标、串标等腐败恶习在国内大行其道,中国每矗立起一座大楼,道德就退后一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商户们对于这种弄虚作假行为并不感到惭愧,还埋怨现在苹果进价高,卖价不敢涨,涨了就不好卖,赚钱越来越难了。只好通过使用“水泥纸箱”来压分量赚钱。今晚报2011年1月9日
2011年初中央电视台报道,北京两大水果批发市场在销售苹果的纸箱夹层中灌入水泥。
中国产品不让人放心、不被尊重,迫使很多中国企业只能走低质低价的路子,形成恶性循环,产业升级困难
国人往往出国购买洋货名牌。2009年,中国出境人次达到4766万,出境花费437亿美元,人均917美元。(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日)为什么?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中技术被滥用,导致奶粉进口量剧增,2009年1月的进口量同比增长了90%左右。2009年广东省进口奶粉5.8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2倍。进口奶粉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国内最大的饮料企业娃哈哈集团等一些国内知名企业转用洋奶粉。
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胺、大米香精、苯甲酸雌二醇等化学物质添加到食品中的,都是科技人员给的办法。
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最重要的内容不是粗放变集约、外演变内涵、制造变创造,而是把不讲道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讲道德经济增长方式上来。
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本来就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企业照顾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必然要牺牲自身的利益。这就影响企业生存与发展,最终限制了各相关方的利益
2009年美国三大汽车企业之所以陷入破产和濒临破产的境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工人薪酬和福利太高,导致产品的竞争力减弱。
利益相关者之间也存在利益矛盾。如不同供货商之间就存在利益冲突,都想向企业供货,怎么兼顾?
企业经营有风险,风险出现时并不能指望利益相关者救助,还是要由企业自己承担损失。所以,企业应该尽量增加风险储备,而不是额外照顾利益相关者。
企业与社会发展靠的是竞争,应由各种竞争来制约企业的自我利润追求,平衡各方利益,而不是主观善意,挽留被淘汰者
社会的发展需要专业分工、自由选择,企业的社会角色就是向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是纯粹的赢利组织。社会通过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等其他机制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不能让企业照顾太多,模糊企业的社会角色特征。
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企业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按照游戏的规则,从事增加利润的活动,这是自由社会的基础。
每个人的社会责任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企业家的责任就是做好自己的企业,标准就是利润最大化,这就是在履行社会责任。利润增加了,企业扩大了,就业增加了,纳税也更多了,这就实现了社会责任。那种“胸怀世界”却不屑于做好自己事情的人,根本谈不上社会责任。
曹德旺:真正首善是袁隆平,没有他地球有很多人要饿死。(2011年9月7日)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隐含的意思是说:价格信号已经包括了顾客的道德偏好,企业在自由市场的自愿交易中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也就达到最大化。因此,企业只要忠实响应市场价格,就在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增进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必另外考虑伦理问题。
随着环境的恶化,好的环境条件就变得昂贵,就会反映到价格中。好的社会形象也会反映到价格当中
市场经济的根本机制是:你必须深入了解他人的需要,从而提供他人需要的产品才能赚到钱。这就是说你必须通过利人而利己。这是道德的机制,正是在这种机制下,我们得到那么多我们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由于以上原因导致供给不足。这就是说在道德的供求上,市场机制存在缺陷,道德因素不能完全进入价格中,甚至完全被排除在外,市场并不能自动鼓励道德行为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缺乏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低成本竞争,被认为是在没有规矩的条件下取得增长,不仅给自身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与环境问题,也削弱了发达国家的竞争力。
所以,有人说,推行CSR是发达国家的一个阴谋,为的是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
企业行为受契约约束。除了明文规定的契约条款外,这里还含有多种隐含期望。此外,还有一些实体(如社区、后代、自然物种等)虽没与企业签订契约,但企业应该尊重他们的利益。真正的契约精神不能因此无视这些隐性契约的存在,不能选择性执行。
企业所应该承担的最低限度的社会责任本来就优先于企业的营利性,那就是法律规定,是企业运行的前提。所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是什么新鲜事,本来就要、本来就在承担社会责任。
任何公民都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之上。这就是说,即使亏损也不能违背社会责任准则。
很多人认为,企业的目的是谋求利润的最大化,也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但“最大”是没有止境的,必然形成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压迫。使得一切社会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张。
应把企业的目的定义为“最大限度地为股东牟利”。这里,“限度”就是来自社会的约束,包括法律和社会道德,也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合理的利益。
企业要追求可持续发展,也就是长期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非法利益和短期利益最大化。
社会总是排斥反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损人利己的企业倒闭对社会来说是一件好事。
从1958年至今,中国先后有70余家铬盐企业,生产废料铬渣一直都是随意堆放。到了1980年代,人们发现铬盐生产企业周围居民癌症高发,原来铬渣中的六价铬具有严重的致癌性和致突变特性。1988年,国家开始控制铬渣污染,逐步关停并转50多家铬盐企业。2011年8月份,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化工公司将总量五千余吨铬渣非法丢放,致珠江源头南盘江附近水质污染,威胁全流域。
实际上,2005年,国家发改委与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出台了《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要求在2010年底前,所有历史堆存铬渣实现无害化处置。国家为此划拨了大量整治资金,加上地方政府投入的资金共数十亿。但最终没有兑现承诺。至2010年底,全国铬渣堆存点还有八十多处,尚有300万吨的铬渣仍在遗祸。铬渣堆周围积水地下水的六价铬浓度,远远高出五类水标准中的几十到几千倍。
铬渣污染是世界性的环保难题,发达国家都主动减少铬盐产能,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目前,没有很好的铬渣治理技术。更重要的是改变铬盐生产工艺,减少铬渣产生。
信任提供感情支持和心理满足。人们喜欢信任和被信任,可以从信任关系中“⋯⋯获得复杂的、个人的、非经济的满足感。”而且,信任具有双向性,信赖他人的同时也会自愿承担对所信赖的人的责任和义务。
信任是基于经验之上的,打过交道才会实际产生信任,而不是仅仅出于逻辑推证。要赢得信任需要一系列合乎伦理的行为,而不仅仅是一次两次。
2011年双汇瘦肉精事件发生后,因为要检测瘦肉精,每头猪检疫费由3元升高到30元。全国每年出栏生猪6.5亿头,如果如此检测,凭空增加费用175亿元。这全都是不道德带来的成本。
更何况,按农业部瘦肉精目录,瘦肉精共有7种,目前只能检测盐酸克伦特罗、沙丁胺醇和莱克多巴胺3种,其他的瘦肉精还没有办法检测。如要检测,又是一笔巨大的费用——不道德带来的费用。
既非道德,也非不道德,获利与否和道德没有关系,如买股票涨跌、自住房升值贬值、根据合同解雇员工等
道德与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的两种不同的规范,道德是自我约束,法律是外在约束
道德范围广,法律管得窄。很多行为可以进行道德评判,但却没有法律规定,如见义勇为就很难立法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最后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道德上的争执具有特别大的社会破坏力。道德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处提出。
中国和美国是靠道德和法律维持社会秩序和正义的两极。中国容易以道德判断代替法律,美国则过分依赖法律条款。
马明哲2007年的6000万年薪披露后,尽管丝毫不违法,但还是受到巨大的道德批评的压力,后来不得不做出2008年分文不取的高姿态。与此相反,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国际集团AIG在接受了政府的救助后仍以执行合同为由给公司高管发放巨额奖金,虽犯了众怒但仍合法。随后国会不得不以立法形式迫使部分公司高层归还了奖金。 张力军(2009-06-26)
法律是理性思维的结果,标准清晰,尺度严格;道德往往掺杂感情,满含期待,标准模糊,弹性很大。
法律管的窄,道德管的宽,且法律往往滞后,只有当某种社会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是才会出台相关法律,而道德评价随时都能进行
最终变为人治,还是由长官判断一切价值,导致社会缺乏自由度,甚至虚伪僵化。中国古代社会
抛开道德的法治使人们只知利害不讲善恶,不讲是非,社会缺乏善意。法律的作用是定分止争,主要是惩恶,而不是扬善。道德是对善的引导。
心向善,遵法亦可择善而为。彭宇案的判决似乎不鼓励“出手相助”,但并不惩罚保护现场,报案呼救。如果这样的话,“大善”虽不至,但“大恶”可杜绝,包括出手相助却被恩将仇报的恶。
2011年7月22日凌晨约四点,一辆由山东威海开往湖南长沙的双层卧铺大客车在京珠高速河南段突发大火,造成41人死亡,6人受伤。事故车限乘35人,实际载客47人。
该车在发车站没有售出一张车票,但在威海境内有两次停车时间5分钟左右,在烟台境内,也有3次停车时间很长,有可能上客。但相关的规定是不允许在场站外随意上客的。
据伤者回忆描述及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系有人非法使用卧铺客车运输应由冷藏车运输的易燃易爆化工产品。
该企业有关人员解释说:市场竞争非常厉害,票价低,费用高,不超载几乎没有利润,不可能拒绝中间上客。带货也很普遍,基本上什么货都带,一般在路边就直接带上了。
在此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技术(GPS、安检)、制度(限制载客、不需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不许站外售票上车)和相关人员的道德自觉之间的关系。技术与制度总是有缺陷的,没有道德自觉(特别是司乘人员的职业道德,也包括乘车人不坐超载车的自觉),技术和制度的缺陷就会被利用,酿造事故。
技术、制度和道德自觉,一个也不能少。技术手段防范违反制度和不道德行为,制度防止不道德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是对技术和制度的遵守。
2009年末,卡夫(Kraft)启动对拥有186年历史的英国糖果品牌吉百利(Cadbury)的收购战。吉百利的董事长和CEO都激烈反对,认为卡夫收购后将降低吉百利的道德水准。
吉百利在一些方面保持了较高的道德水准,该公司在收购可可豆时承诺确保农民能获得最起码的价格。但吉百利仅在过去两年就减少了7000名员工,将一些产品的生产从英国转到波兰的低成本工厂。
收购只是经营管理的问题,而与价值观和道德无关。尽管吉百利家族的部分后裔瞧不起卡夫,第二大股东也对对该交易表示不满,2010年1月20日,吉百利股东接受卡夫190亿美元收购报价。卡夫未必会放弃吉百利的道德形象,因为道德品质是吉百利的一个突出卖点。
——(英国《金融时报》周末版主编 迈克尔•斯卡平克 2009-12-15)
只保护不发展,民众不同意。发展就要有污染,不发展就没钱,没钱就更不能实现绿色发展。
苏州工业园发展得早,发展得比较成熟,财力已经相当雄厚,所以很多生态环境方面的补课现在好办。但是,天津生态城刚刚起步,承担了探索全新的城市化、产业化发展道路的使命。这就是中新两国高层高度重视天津生态城建设的背景。(2011)
一个解决方案:边污染边治理,边缺德边积德,降低发展速度,减少破坏程度,延长发展进程,增加发展内涵。
功利论(目的论)准则:从行为的结果(目的)来判断行为的价值,而不管行为过程如何。如飞机失控,撞死更少的人好过撞死多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崇高)。
道义论(义务论)标准:从权利出发,关注行为本身的正当性,而不管结果如何,认为某些行为如诚实、负责、平等、公平、正义等的内在价值具有不证自明的特点,被普遍接受,可以作为价值判断标准
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没有单一的最优伦理标准。尊重多元价值标准,强化社会共识,形成主流选择
两者的关联:终极功利。道德最终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但可能需要个体支付一定的代价,因此,多数人采用道义论原则,只承认终极功利
CSR既是道德要求,也是企业的理性选择,有利于企业经济管理活动,有利于企业自身目标的实现
商业伦理是企业经营平稳和成功的基石。危急中,是道德的力量拯救了自己。而不道德行为却会酿造危机,终会把自己逼上绝路。
道德经营:在保持德性的前提下追求利润,时刻注意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强企业的长期竞争力,获得长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非道德经营:企业经营靠的是专门的管理技术、经验和运气,这些均与道德无关。企业只要遵守法律,不刻意从事不道德经营活动就可以。
不道德经营: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不应讲什么道德。
企业必须提供给社会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必须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追求更多的精神性满足,更需要被尊重,还关心产品是如何生产过程的出来的,希望企业在CSR方面有良好表现
2003年,Hill & Knowlton/Harris互动式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当美国人了解到一个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有消极举动时,高达91%的人会考虑购买另一家公司的产品/服务,85%的人会把这方面的信息告诉他人
2011年4月18日路透社报道,奥美公司针对1300名中国消费者的调查显示,71%的人称愿意为部分“绿色”产品支付10%或更高的溢价。调查负责人Kunal Sinha告诉路透:“如果两种产品品牌形象差不多,价格差距在15%以内,那么人们会愿意买对环境友好的产品。”。当然,消费者在购买绿色产品方面的意愿和实际购买行为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世界各国均如此。但这毕竟是一种趋势。
燃煤锅炉产生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减轻氮氧化物污染又称脱硝。“十二五”期间,氮氧化物将纳入总量控制范围,国内火电厂完成脱硫之后,又将上马脱硝装置。
2005年前后,中国脱硫技术就曾经全靠进口,花费了巨资。国外企业既赚到巨额利润,又占领了道德高地。
开发脱硝技术,既是担当社会责任的举动,又是新的商机。中国不应重复脱硫的故事。
华电国际十里泉发电厂做好“节能减排”,走出了一条增加经济效益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双赢”之路。
该厂从2001年开始,先后投入1.8亿元资金,完成了5台70年代投产的12.5万千瓦机组的增容改造任务,单机额定出力提高到14万千瓦,平均每台机组降低煤耗15克/千瓦时,年发电量增加6.57亿千瓦时。十里泉电厂通过科技攻关提高了循环水利用率,节约了循环水用量,每年可节约水资源350万吨,大大减少了循环水排放污量。2005年12月16日,作为全国秸秆发电的首例,十里泉电厂5号机组秸秆煤粉混燃发电机组顺利竣工发电,2006年共掺烧秸秆约5.6万吨,折标煤约2.9万吨,减少SO2排放量约621吨,增加农民收入2000多万元。(2007.12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