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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概况
发布时间:2026-09-16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很久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较薄弱,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起步相对较晚, 因此, 无论是政府、公众还是企业都应该首先从自我做起, 正确认识企业社会责任, 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随着美国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现代公司制),企业管理者逐步意识到企业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而言不仅是追求经济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很久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较薄弱,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起步相对较晚, 因此, 无论是政府、公众还是企业都应该首先从自我做起, 正确认识企业社会责任, 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随着美国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现代公司制),企业管理者逐步意识到企业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而言不仅是追求经济目标的要求,更是企业向社会进一步开放的标志。在《管理的哲学》中,OliverSheldon(1924)首次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人类需要的各种责任联系起来。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道德因素,企业经营应有利于增进社区服务和利益,而社区利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应远高于企业盈利;ThorsteinVeblen与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school)(1920—1930)也提出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若干主张。制度学派的JohnRogersCommons认为,社会的安定与进步应由集团进行管理,或通过司法机构由政府管制实现理性资本主义。

  这一时期最为典型的是Berle与Dodd关于企业功能、角色与责任的论战。AdolfA.Berle(1931)认为,企业是纯粹的盈利性经济组织,其管理者只能作为股东受托人,权力也是为股东利益而委托的权力,股东利益始终优于其他潜在利益者的利益;而rickDodd(1932)则认为企业使用私人财产时深受公共利益影响,企业是兼社会服务功能和盈利功能于一体的经济机构。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及其相应法律观念变革的研究,Dodd指出企业经营者应有态度是树立对职工、消费者和社会大众社会责任感。此后,Berle与Dodd都趋于认同对方观点。

  作为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开拓者,HowardR.Bowen指出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来制定政策、进行决策或采取某些行动,进而提出企业及其经营者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至此,研究对象开始从关注商人个体转向关注企业整体作为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KeithDavis(1960)强调责任铁律,他认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回避将导致社会所赋予权力的逐步丧失,而社会责任就是企业考虑或回应超出狭窄的经济、技术和立法要求之外的议题,实现企业追求的传统经济目标和社会利益;W.C.Frederick(1960)认为生产的经济意义在于提高总体社会经济福利,公众期望社会的经济、人力资源能通过企业被运用于社会目的,而不是单纯追逐个人和企业狭隘的有限利益;JamesW.McGuire(1963)认可企业不仅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同时还应承担超越这些义务的社会责任的观点,同时他更强调企业经营对政治、社会福利、教育等的必要关注;CharlesC.Walton在《企业社会责任》(1967)中提出社会责任能够使人们认识到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企业行为不仅影响他人,还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系统。

  这一时期对企业社会责任持反对意见的主要有TheodoreLevitt和FriedrichA.Hayek。Levitt(1958)认为,企业及经营者对社会责任关注并付诸实践的动机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盈利考虑,盈利原则依然支配着现代资本主义。基于自由秩序构建层面,Hayek(1960)阐述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反对性见解。他认为,企业惟一的目的是作为出资人的受托者赚取长期利润,若将资金作为追求长期最大利润之外的用途,就会赋予企业危险的权力,即他主张企业应只对股东尽义务。

  该观点认为企业作为整个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不仅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期望,还应针对变化和提升中的社会期望做出回应。RobertW.Ackerman和RaymondA.Bauer(1976)建议企业通过采取监控、评价外部环境条件,关心利益相关者要求对社会进行回应,设计计划和政策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及利益相关者的要求;W.C.Frederick(1978)将此诠释为企业回应社会压力的能力,并以CSR2代替。这一概念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是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实践的重要途径之一。

  LeeE.Preston和JamesE.Post(1975)建议用公共责任来代替社会责任以强调特定环境中组织管理的功能。他们认为多数企业社会责任所关注的是企业经营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而与企业管理的内部活动或外部环境缺乏联系。尽管这一观点突出了对企业经营中内外部社会问题的关注,但对公共责任的解释仍过于模糊和空泛。

  这是由企业社会责任衍生的综合概念。S.PrakashSethi(1975)认为社会义务是企业回应市场压力或法律约束的行为,而社会责任则超出社会义务的范围,使企业适应现行社会规范、价值和绩效期望;社会回应便是企业行为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此外,Carroll(1979)也提过包含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议题和社会回应三维度的CSP模型,该模型最大的贡献即是将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系统化,并将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有效回应和社会议题三个维度进行整合,构建起整体性的理论框架。

  这一时期强烈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代表是MiltonFriedman.Friedman(1970)坚信经营者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属于非法处置股东资产的行为,违背代理人最大化股东利润的义务,若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会打破经济自由基础之上的和谐秩序。此后Friedman又作出部分修正和让步,认为只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利益,或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出自于股东意愿,企业利润最大化就能与企业社会责任共存。与此同时,RichardA。Posner(1973)也认为在利润最大化前提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会产生很多危害。

  20世纪8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逐渐转为对社会人因素的重视,由企业优先转向是否受到消费者拥护,由地区社会开发转向环境保护、追究公害企业责任的法律要求等。企业社会责任逐步跳出纯理论探索的框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系列性的推广和实践。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中的应用及企业公民观点的提出。

  该理论强调企业经营者应对所有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人或股东的其他利害关系人负责。与传统股东本位主义不同,利益相关者理论坚持企业与雇员、顾客、供应商和所属社区等都存有一定利害关系,企业在做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其相互利益。R.EdwardFreeman(1984)率先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回答了企业经营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对象问题,他认为利益相关者就是任何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集团和个人。不同于关注一般回应、特定议题或公共责任原则,利益相关者理论清晰地指明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对象及相关责任,突破了股东利益至上的传统观点,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平台。

  企业公民要求把企业当作社会公民来对待,企业在通过其核心业务为社会提供价值的同时,也向社会各方显示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DirkMatten等指出,企业公民强调企业作为社会中的经济实体必须承担与个人类似的、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实现了经济行为与更广泛的社会信任的沟通与互联、服务于双方利益。BirgerWernerfelt(1984)率先提出可以通过企业资源决定(RBV)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JayBarney(1991)对其进行了修正。他认为企业是一种由不同资源和能力构成的集束,而这些资源和能力在企业间的流动配置可以使高级资源或能力的企业集束获取竞争优势;ForestReinhardt(1998)指出,如果企业可以有效阻止其竞争者模仿其战略决策,那么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就会带来超额回报,而这与Barney的VRIS(Barney,1990)观点相一致———资源的价值性(Valuable)、稀缺性(Rare)、独特性(Inimitable)及不可持续性(non-Sustainable)是满足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但在长期内的竞争市场环境中,企业是无法阻止其竞争者对自身实施模仿战略的;DavidP.Baron(2001)指出,企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性的衡量标准是行为动机而非行为本身,若该动机是以社会服务为目的,那基于此的企业行为就具备了社会责任性,但很多企业行为是出于自身利益动机而获得社会性收益的。

  尽管企业社会责任对我国学术界和企业界来说还算是一个新鲜话题,但近几年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研究却是热情高涨。理论界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内涵的讨论,逐渐使得多数人开始了解并接受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国内部分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也从具体行为上有力支持了CSR理论在我国的发展。

  当前我国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标准)持“赞成说”的观点认为:该标准与我国《劳动法》基本规定相同,我们应该积极适应这一国际标准,加快其“本地化”进程。而持“反对说”的观点则认为:SA8000实质上是一种新的“贸易壁垒”,其以加强社会责任管理为名,通过管理体系认证,把人权问题与国际贸易结合起来,最后达到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客观地说,前我国企业既要接受该标准的合理内容,又要其中过高要求的部分。

  如何正确看待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既涉及到对国有企业在经济体系中定位的认识,又关乎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2006年8月28日,《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2005年度企业公民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据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公民委员会考察、审核、认定的第一份中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

  理论研究方面,黄速建和余菁(2006)从分析国有企业的性质、目标入手最终联系到国企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认为当前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只有国有企业才有社会责任;另一种把国有企业等同于一般企业)都是有偏差的。实际情况是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要比一般企业的更为复杂,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财政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承担社会责任是国家代表公众利益参与经济和干预经济的一种有效手段。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中既有非经济目标内容,也有经济目标内容。

  一是对跨国公司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崔新建认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具有构筑基础的多元性、主体目标的异质性、社会期望的超标性、评价标准的差异性以及监控规管的复杂性等特征,其原因是由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缘起的基础变得更为复杂与潜在。另外一些学者也看到,既然跨国公司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并且有成熟的实践社会责任经验,所以我国企业要积极借鉴跨国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好的经验。

  二是对在华跨国公司实际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反思。特别是近年来,跨国公司经营及其产品的缺陷在我国被频频曝光,跨国公司的在华社会责任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对跨国公司在华经营行为作出理性的看待是我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虽然目前中国市场确实还不规范,但这不等于跨国公司就可以放弃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以及基本的道德操守参与中国市场竞争。

  20世纪末至今,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以及国际化等层面。企业社会责任在公司治理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特殊地位和功能被进一步放大。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观点,可归纳为三类。其一认为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盈利能力更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二认为企业的财务绩效对企业的社会表现起推动作用,社会表现和财务绩效的相关性可以通过积极的协同得以加强;其三认为企业的社会表现、财务绩效和企业声誉三者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但很难确定哪一种因素影响最大。

  大量实证分析证实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间存在确定的正相关关系。JeffFrooman(1997)对企业不负社会责任和非法行为反应的实证文献进行了分析,认为股市对那些不负社会责任和违法的企业持否定态度,证明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与财务绩效的正向关系;LeeE.Preston和DouglasP.O’Bannon(1997)比较了1982—1992年美国大企业的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也发现二者的积极关系;RonaldRoman、SefaHayibor和BradleyAgle(1999)得出良好社会责任不会导致不良社会绩效的结论;基于对Griffin和Mahon数据的分析,W.GarySimpson和TheodorKohers(2002)对美国国有银行1993—1994年的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以企业社会再投资行为排序作为企业社会绩效评价,用总资产利润和贷款损失率评价财务绩效,也发现二者间存在积极关系。

  然而,另有一些研究则发现企业的社会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无关或仅是负相关。S.PasaribuHadi(2003)对印度尼西亚的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无关;RobertW。Ingram和KatherineB.Frazier(1980)研究发现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呈负相关。他们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相应成本,这一成本就使得企业在与不承担或少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财务状况。

  通过比较发现,承认二者正相关的文献占多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促进财务绩效的增长。然而这一结论却与现实不相符。由于评价方法的不一致,加之没有完全考虑产业、规模和历史对研究结论的影响,这些文献无法深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与财务绩效正相关但仍有众多的企业不愿履行社会责任的原因。尽管证明二者正相关的动机是良好的,但由于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因素过多,确切结论的得出还需要大量分析论证。

  在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影响较大的是由美国经济优先权认可机构委员会制定的社会责任标准SA8000(CEPAA,1997)。SA8000宗旨是确保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保护人类基本权益。作为社会责任方面的认证体系,SA8000不仅明确了社会责任规范,也提出了相应的管理体系要求。但必须指出的是,SA8000是以发达国家的立场和实际制定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获得这一认证。在经济全球化要求国际统一认证标准的趋势下,某种意义上这就使得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成为发达国家制约甚至制裁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手段。

  在企业社会责任国际化问题上,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跨国企业、行业差异、地区历史及制度环境等环节。AnupamaMohan(2005)对大型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进行了研究。她认为,尽管其经营管理模式存在普遍差异性特征,但大型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管理话语权仍掌握在总公司手中,子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公司业绩及发展需要对有关社会责任的安排进行调整;通过分析意大利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状况,FrancescoPerrini、StefanoPogutz和AntonioTencati(2005)认为多数企业对承担社会责任持积极态度,企业也更愿承担会直接提升其所属社区福利状况的社会责任。同时他们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构建(如环境绩效)与企业自身特征(如规模或位置)无关,企业之所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是它们深知这会对企业名誉和品牌带来增值潜力,而这会对其带来可持续收益。

  在最近研究中,JonathanP.Doh和TerrenceR.Guay(2006)评估分析了欧洲和美国制度环境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他们认为,欧洲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政府政策制定、企业战略实施和非政府组织行动上,这两个地区的制度环境存有较大差异。DonaldS.Siegel和DonaldF.Vitaliano(2006)从企业战略决策层面分析了产品或服务类型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出售金融服务(信用服务)的企业要比同行竞争对手的社会责任感高23个百分点,而生产耐用品(汽车或软件)的企业则比竞争对手的社会责任感高15个百分点。这一分析有助于利用面板数据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理论的可行性,但由于受限于部分省略变量的制约而无法评估这些变量对其他变量产生的效果。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前景是广阔的。随着维护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政府、行业和公众都要求公司遵守伦理经营的假设,将自身利益与顾客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环境利益协调统一起来,更使得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紧迫性日益加大。各种敦促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论证和呼吁时常见诸报刊的头条,公司声望调查、最佳公司排名等都显示出使用社会责任标准评价公司的趋势和迹象。从时代发展的角度看,信息社会大大增强了舆论的监督力度,公众已经开始那些不负社会责任的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时也都希望挑选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对企业来说,承担社会责任增加的并不仅仅是成本,而是未来的收益。接受社会责任观念并自觉行动,使社会责任目标与利润目标协调,必将带来长期的回报,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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