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金融业应该如何改革创新，为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服务？
徐璋勇：第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共同构成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任何一方离开另一方都是无法生存与发展的。虚拟经济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又是金融业（另外一部分是房地产等），因此，狭义的虚拟经济通常指的就是金融业。
第二、金融业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经济活动，其原始的功能就是中介功能，即金融机构发挥中介职能实现资金在短缺方与盈余方之间的调剂与转移，一方面满足方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满足资金盈余方的资金增值要求。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活动对资金的需求规模不断扩大，资金需求的形式也在多样化，从而推动了金融业的繁荣与发展，突出体现为：金融机构数量与类型越来越多，金融业务活动形式越来越多样，金融市场规模也来越膨胀。到20世纪8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金融业占其国民经济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以上，金融业从其以前的附属地位演变成了主导地位，成为决定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主体力量。加之，金融业自身的成长特性与运行规律，使得其以远超过实体经济增长的速度快速膨胀，其带来的直观结果就是国民经济的虚拟化程度或金融化程度迅速提升。由于其虚拟性，越是繁荣越是能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其中，从而挤压了实体经济中的资源投入，对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冲击。这一点，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表现的尤为突出。由此，在2017年第5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就明确指出“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
那么，金融业应该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特别是为中小微企业服务？我觉得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明确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目标定位。切实领会习指出的“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的指示精神，并贯彻于一切金融活动之中。但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并不意味着将金融业居于被动的从属地位，而是强调金融发展的宗旨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并在发展中实现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
其次，要完善金融体系，包括组织体系、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从总体来讲，我国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但对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来说，金融体系的不完备问题依然突出。
（1）在金融组织体系上，应以服务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力争形成多行业、多类型、多层次及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共同发展、功能互补、规范稳健、覆盖广泛、竞争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具体来讲，在进一步提高国有金融机构服务效率的前提下，重点发展非国有、中小型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一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民营银行等持牌民营金融机构；二是支持本地区大型企业在区域内发起设立金融租赁公司、金融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三是争取设立本地法人保险公司、合格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四是支持地区法人银行的发展，完善地方法人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鼓励法人银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发行次级债券、混合资本，增强资本实力；五是在大力发展金融主体机构的同时，鼓励会计师事务所、法律事务所、审计机构、评级机构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在农村领域，要形成服务无盲区的农村金融体系。一是要加快培育与发展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加面向“三农”服务的机构数量，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力争金融服务无盲区。二是要完善农村支付体系，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代理方式办理支付结算业务，确保金融交易便捷、安全，提高清算效率。三是要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形成，降低信用风险和交易成本，优化农村金融业务的资产质量。四是要创新农村融资模式，提供顺应农业发展趋势、适应农村发展特点、满足农民发展需求的金融业务。五是要丰富农村金融理财产品，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理财需求，帮助农民财富保值增值。
（2）在金融市场体系方面，一是要发展规范西部地区多层次资本市场，给予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予以不同的资本市场平台支持，让各类企业都能够享受直接融资的便利。包括：要积极推动与支持一批优秀企业上市，并规范已上市企业经营行为，打造资本市场标杆；要大力培育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使之成为企业并购重组、股权流通、创投资本退出的交易平台和拟上市企业培育基地；要促进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发展，鼓励上市引导基金、产业并购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在西部地区开展业务；要重视地方中介服务机构的培育，提高利用资本市场的能力等。二是要积极推进西部地区金融中心建设。针对西部地区现有的重庆、成都及西安区域金融中心，要基于比较优势和互惠发展的原则，构建区域金融中心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共享机制，提高西部地区整体的金融竞争力；同时根据不同的目标定位，梳理金融产业链，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支持政策，加快相关产业发展，弥补产业短板，形成完善的金融产业链与产业集群，提高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及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力；另外要加强各区域金融中心之间及其对外的信息交流，构建应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金融安全网，提高防御、化解与管理区域金融风险的能力。
（3）在金融监管体系方面，由于东西部的金融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若采取完全相同的金融监管政策，既不利于东部地区金融业的深化创新，也不利于西部地区金融业的追赶发展。因此，应对西部地区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包括：准备金率的差异化、金融机构设立门槛的差异化、监管标准的差异化、金融机构税收政策的差异化等。
第三，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结构。（1）优化融资结构。西部地区在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优化融资结构过程中，也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繁荣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股权融资、权益融资、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方式，降低债务融资占比。另一方面，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以及“三农”领域。（2）优化金融机构结构。一方面鼓励大型银行积极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下沉机构网点；另一方面鼓励中小型金融机构的设立与发展，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与业务比重，发展定位于专注小微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同时支持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促进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回归本源，加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3）优化金融行业结构。要从加快非银行金融业发展入手，在支持本地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及融资担保公司做大做强之外，积极吸引国内外知名的证券、保险、信托、基金、期货等各类型金融机构到西部地区发展，逐步增加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数量占比。通过发展壮大证券行业，为西部地区经济建设提供更好的资本市场中介服务；发展壮大期货行业，为西部地区涉农企业和资源型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和风险管理提供条件；发展壮大基金行业，激活西部地区投资市场，为企业投融资及城乡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便利；发展壮大保险行业，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风险保障。（4）优化金融产品结构。增加不同风险、不同期限、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供给，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人群对于金融产品的不同需求。同时，提高城乡居民的金融风险辨识能力，增加居民对金融产品的了解，有效降低各种非法金融活动发生的概率及带来的危害。
最后，在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方面，银行需要强化以下几点：一是树立服务意识，以战略眼光看待小微企业的发展，明确“今天的小微企业明天也许就是行业龙头”，不以客户小而不为，在陪护小微企业成长中培育潜在用户，为银行发展奠定基础；二是创新金融业务与产品，从小微企业需求的角度进行信贷产品开发，满足小微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三是创新信贷模式，针对小微企业规模小、抵押品缺乏等特点，可以尝试推进产业链贷款，根据小微企业上下游产业节点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整体授信；四是拓展服务范围，银行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资产管理优势，由对企业单纯的信贷业务拓展至包括信贷提供、资产管理、个人理财、财务咨询等一揽子综合服务，既可以提高客户忠诚度，同时也可以提高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
《秦智》：您认为，目前金融业在支持富民产业、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或短板？
徐璋勇：产业可以通俗地划分为强国产业与富民产业。所谓的“富民产业”就是其发展能够有效带动就业与居民增收的产业。
从县域来讲，一个产业要成为富民产业，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突出特征：一是要与本地的资源禀赋条件高度契合。即产业发展能够将当地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与竞争优势，这是县域富民产业的首要特征。二是具有较好的产业关联性。即该产业发展能够起到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带动与扩散效应，从而保证依附于该产业民众就业的稳定性与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三是具有较大的就业吸附能力。即该产业能够吸附县域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保证增收农民的广泛性。
由以上县域富民产业的特征来看，我国现在的大多数县域还没有形成富民产业，甚至说有些县域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这就使得金融业在支持富民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着如下的短板：一是支持目标不明确。由于大多数县域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特色不明显，产业主体分散且规模小，使得金融业的支持只能以分散的单个经营主体为主，缺乏明确的产业支持目标。二是支持力度不够。县域富民产业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且大多与农业、农村、农民相关，产业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脆弱性，容易受到自然条件及市场变化的影响，参与其中的经营者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加之，县域产业在组织形式上往往依靠农户及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如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目前政府建立的信用担保体系还没有将其覆盖，这使得金融机构对其提供资金支持时往往谨小慎微，难以满足经营户对资金的需求。三是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难以满足经营主体多样化的需求。县域富民产业链上的经营主体规模普遍较小，但数量较多，加上与“农”相关的产业活动季节性强、稳定性较差，这使得其对资金的需求单笔数量小，但时间要求高。而目前涉农金融机构在放贷时，普遍存在着审核放款时间较长、效率较低的现象，难以满足经营主体对资金及时性及多样化的要求。四是涉农金融机构的服务内容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县域富民产业要获得高质量的发展，必须走出县域向外拓展，以谋取更大的市场空间，这样才能使县域优势产业真正转化为市场优势。这就对跨区域资金结算业务及结算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县域涉农金融服务主要由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储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承担，其中农村信用社又是县域提供金融服务的主力；涉农金融机构中除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邮储银行之外，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还主要集中于存贷款服务，跨区域结算服务还是空白，或者效率很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县域富民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五是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农户与经营主体对理财等资产管理业务的需求快速增加，但现有的涉农金融服务机构还很难满足这方面的要求。六是现有涉农金融服务机构在信贷业务模式上还主要是传统的抵押、及信用贷款，但由于农户、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企业缺乏有效的抵押质押物，使其获得银行贷款的可得性往往较低。虽然近几年也在探索将农户宅基地、耕地经营权、林地产权、家畜等纳入可抵押物的范围，但因对这些资产进行科学评估的技术难度较大而进展缓慢，从而也限制了金融业对涉农经营主体的金融支持。
徐璋勇：资产管理业务是指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接受投资者委托，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金融服务。金融机构为委托人利益履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义务并收取相应的管理费用，委托人自担投资风险并获得收益。资产管理业务是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它一方面可以满足客户投资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保证银行向客户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服务，提高社会资金的流动效率；同时可以为银行带来可观的表外收益。因此，2010年以后银行资管业务快速发展，并成为金融业中发展最快的业务之一。但随之银行资管业务出现了监管套利、资金“脱实向虚”等问题，严重影响到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突出表现为：一是资管规模迅速扩张，银行往往通过表内转表外，催生了“影子银行”，腾挪的部分资产无需受信贷投向和规模的管控，导致监管部门难以准确把握银行的真实风险水平。二是在混业经营的大资管格局与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的冲突下，许多问题日益显露了出来。如部分资管产品层层嵌套，不同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足，导致出现监管真空；资金仅仅只是在金融系统中空转，造成资金“脱实向虚”；资管产品的每层嵌套都有可能加杠杆，从而使得资金链叠加后的整体杠杆水平过高；产品的层层嵌套，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针对资管业务中出现的问题，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和外管局联合颁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我认为《资管新规》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核心在于三点：一是在产品设计方面，允许资管产品再投资一层资管产品，但所投资的产品不得再投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以外的产品，禁止开展通道业务。这一规定有利于解决多层嵌套问题，也有利于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二是在产品投资运作方面，禁止资金池、限制非标业务，要求资产管理业务与其他业务隔离，对产品负债比例提出要求。三是打破刚性兑付。银行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出现兑付困难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垫资兑付；银行不得在表内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秦智》：您如何看待目前数字金融的发展现状？数字金融对于传统金融体系的最大突破是什么？
徐璋勇：“数字金融”的提出源于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兴起。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被统称为数字技术，将这些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涵盖支付、投资、融资、保险等多个领域的金融服务，即是“数字金融”。数字金融的本质还是金融，它只是利用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进行了很多金融创新，金融的核心属性及功能并没有改变。
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业务模式，虽然其金融属性及金融功能并未发生改变，但与传统金融模式相比仍然呈现出多种突破。一是数字金融的普惠性与包容性特征突破了传统金融“嫌贫爱富”的服务模式。数字金融具有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能够更好地为个人消费者、中小企业、以及其他未被传统金融机构覆盖的客户群体提供金融服务。这部分客户虽然单笔成交额小，但群体数量庞大，具有长尾效应。传统的金融服务在对象选择上是“嫌贫爱富”，因此这些长尾客户往往被传统金融排斥在服务对象之外。二是数字金融的智能技术融合性特征突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空间限制。数字金融的发展离不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四大技术赋能。其中，云计算是基础，大数据是动力，人工智能、区块链是核心，这四大技术紧密支持、相互融合，为数字金融带来了发展的条件和机遇。传统金融业在未结合网络智能技术以前，人们要办理银行基本业务、购买理财产品等只能去传统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办理，这种空间限制使得经济不发达及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的居民很难享受到金融服务。三是数字金融服务的低成本性扩大了金融服务的受众面。数字金融依赖的互联网平台，通过建立一些诸如淘宝或者微信这样的“场景”，可以紧紧地黏住数千万甚至上亿的移动终端；同时又通过对来自社交媒体和网购平台等的大数据分析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估，从而使获客与风控成本大大降低。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主要从规模、速度和准度三个维度提升了数据处理能力，并借助信息网络载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与限制，在既定的资源环境条件下，最大化地覆盖用户和地区，从而产生边际成本递减和规模经济效应。四是数字金融为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带来了挑战性。现行的金融监管条例大多是在传统金融运营模式基础上设立的，而数字金融运用模式与传统金融不同，其依赖于大数据信息和智能化处理技术而形成的虚拟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涉及群体更广等特点，不仅对传统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倒逼着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向数字化与科技化转型；在监管的内容上，除了对传统金融监管中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及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管之外，还要将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纳入监管之中，这无疑使得监管的难度与复杂性大大提高。
近年来，数字金融以惊人的速度革新了金融行业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已经走在国际前列，在数字金融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此外，在移动支付和非银行网络支付业务方面的规模也十分巨大，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有效弥补了线下支付的不便。在个人信贷方面，2020年个人经营性互联网贷款余额为5871亿元，同时个人消费贷款也在稳步增长，这表明金融机构依托数字技术加强了大数据和智能风控模型运用，使数字金融在个人信贷领域也获得了深入发展；数字金融同样在小微贷款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用，2020年小微企业互联网流动资金贷款余额达4756亿元，金融机构依托互联网渠道不断延伸小微服务的触角，创新完善线上信用贷款、线上供应链金融等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数字金融还极大拓展了投资者投资渠道和资本市场参与度，推动理财线上化，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的天弘余额宝规模在2020年底就高达1.2万亿元，蚂蚁集团理财科技平台所管理的资产总额在2020年上半年就突破4万亿元，规模之庞大使得数字金融越来越成为投资理财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但数字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突出体现在：一是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刻不容缓。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大数据信息的获取及数据信息的传输，而大数据信息的获取从传统的以物理网点为主的人工方式转向了以互联网、智能终端为主的自动方式，这不仅使数据采集的手段更先进、渠道更多元、维度更丰富，而且实现了数据资源规模的爆发式增长；同时，数据信息的传输也从局域内部专网转向互联网，大量敏感信息直接暴露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下；加之，部分消费者和金融机构对数据保护的观念淡薄，意识不足，对数据泄露的危害认识不到位，使得数据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二是数字鸿沟的弥合任重道远。因不同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异、居民知识水平差异以及互联网技术掌握程度差异，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及应用程度在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别。经济较为落后地区以及老人、农村居民等因理解能力弱、接受度低、适应性慢，无法灵活掌握各类智能产品与服务，在数字生活中被“代沟式”淘汰。数字鸿沟拉大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差距，加大了不同群体间生活质量的对比度和距离感，使“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三是业务交叉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混业经营更加普遍，多种业务交叉融合，导致风险交织复杂、难以识别、外溢加剧。从传染性来看，不同业务相互关联渗透，跨界混业更加明显，单个市场风险可能沿着资金链、担保链、信息链传递到多个市场，越界传染的可能性急剧提升。从传导性来看，从传统金融体系下以资金流、业务流为主要传导路径转变为在开放网络环境下以信息流为主要传导路径，打破了风险传导的时空限制，个别机构风险在“蝴蝶效应”和“羊群效应”叠加作用下迅速外溢，不仅传导链条加长，而且传播速度也呈现出指数增长态势。从隐蔽性来看，一些金融科技产品在金融创新的外衣下粉饰包装，增加了金融监管界定和识别的难度，使风险隐蔽性增大。业务交叉风险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稳健经营提出更高要求，给金融管理部门穿透式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带来严峻挑战。四是数字金融市场恶性竞争存在。一方面，数字金融机构间的价格战逐渐成为一种营销策略和获客手段，消费者容易被这样的噱头吸引，造成“劣币追逐良币”的现象，价格战还会迫使平台降低价格以维持市场份额，使得利润下降甚至为负。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情况相较于金融行业其他领域也更为突出，数字金融机构间“信息孤岛”严重。信息数据是各家数字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基础，所以各机构都积极采集尽可能多的信息数据来提高自身竞争力。大数据征信公司虽然希望借助外部征信数据交叉验证来进行风控，但又担心通过与其他公司来共享客户资料和信贷信息数据，会失去自身积累的优势并导致优质客户资源的流失。而且更为遗憾的是，各大数据征信公司的征信手段各异、采集标准和格式不同、管理体制等问题使得各信息数据库之间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彼此之间互认、对接状况不容乐观。大数据征信公司之间跨机构信息共享差，以致征信效果大打折扣，增加信息采集和审核成本，甚至出现基于自身利益考虑通过抢占资源封锁信息等手段恶性竞争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数字金融的良好发展。
徐璋勇：近年来陕西金融业获得了快速发展。表现为：一是金融业发展规模快速扩大。金融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585.96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986.23亿元，是2012年的3.4倍，年均增长率11.6%，比同期GDP年均增长率高出4.3个百分点。二是金融机构实力显著增强。全省银行保险机构和网点从8825家增加到10242家，增加1417家；证券期货机构和网点从154家增加到354家，增加200家。三是融资结构不bwin官网断优化。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从2012年的3885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6204亿元，直接融资占比从11.87%上升到17.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1个百分点。四是金融业态日趋完善。全国12家股份制银行全部完成在陕布局。五是金融改革强力推进。铜川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六是上市公司数量持续增加。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快速发展，截至2022年7月底，在中基协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263家，管理基金940只，规模1251.91亿元。
陕西金融业发展中还存在着如下几个突出问题：一是金融实力还有待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能有待提升。无论是银行业、保险业，还是证券业，其发展规模及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与西部地区的四川、重庆相比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二是金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包括以直接融资占比反映的融资结构、以非银行金融机构数量占比反映的金融主体结构、以地方金融机构资产占全省金融机构总资产比例反映的金融资源分布结构、以金融机构总部数量占比反映的金融层级结构等，均有待进一步提升。三是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较低，上市公司数量及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不仅与西部地区的四川、重庆相比较低，而且也落后于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北等省份，与东部地区主要省份相比差距更大。四是非银行金融活动发展缓慢。陕西省的私募基金产品数量居全国第19位，陕西省的私募基金管理规模在全国居第23位，与GDP居全国第14位明显不对称。五是金融科技发展与应用水平较低。虽然在2018年被选定为全国10个省市（区）金融科技应用试点省份，但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应用，以及监管科技应用等方面，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省份，进而金融科技的应用率较低。六是上市公司运营质量与效益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基于陕西金融业发展的现状，金融业要助力于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强化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金融业要苦练内功，提高自身发展质量。具体来说，（1）准确定位，科学布局。充分利用西安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门户和支点城市以及西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优势地位，对西安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发展给出准确定位，明晰其功能，在此基础上以西安高新区唐延路及锦业路片区、浐灞金融商务区为核心区，并兼顾陕北榆林能源金融发展，进行金融产业的科学布局，为陕西金融业的发展指明方向。（2）优化金融结构。鼓励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并提高发展质量，提升直接融资比例，优化融资结构；通过高规格打造一家优质省级金融控股平台、加快基金体系建设以弥补陕西产业投资基金发展不足的短板、加快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自贸区政策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入驻等优化金融主体结构。（3）推进金融科技建设，加快培育金融新业态与新模式。（4）以陕西股权交易中心增资扩股为契机，建立并完善市场监管部门与陕西股权交易中心之间的企业股权登记对接机制，加快形成较为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5）加快建立新型交易组织，打造交易型区域金融市场。包括加快建立以煤炭为主的西部能源期货交易所、以苹果为主的西部农产品期货交易所、中国西部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等，提升陕西在全国能源交易、农产品交易以及碳排放权交易中的定价权。（6）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建议在西安建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心与跨境债券发行交易中心，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拓宽企业融资路径，使陕西金融业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7）加强地方各监管部门的协调沟通，有效提升监管效率，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保障金融业的稳健发展。
二是金融业要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效服务。具体来说：（1）金融业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源，从实体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确定金融业的发展方向及发展模式，树立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协调共生的发展理念，切忌金融业为追求自身发展而发展。（2）优化信贷投向结构，强化对重点产业、支柱产业及重点园区的信贷支持。要对制造业、科创、绿色、基础设施、粮食安全、能源保供等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民营小微、外贸外资等重点客群，持续给予精准帮扶，全力支持复工复产、稳链保链。（3）强化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以培育县域富民产业为抓手，以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为目标，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助力于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4）引导各类金融机构落实普惠金融政策，加大对低收入群体、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按照市场化原则，增加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信用贷、随借随还贷的规模。健全小微企业贷款考核激励机制，落实授信尽职免责制度，营造敢贷愿贷能贷的政策环境，确保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5）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按照“碳达峰、碳中和”的“3060”目标，落实绿色金融各项政策，构建基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在内的绿色金融体系。（6）强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力度。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服务乡村振兴的内设机构，引导支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强化支农支小定位，优化资金投向，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积极推广农村土地经营权、林权、生物资产等抵押担保贷款；鼓励保险公司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开发相应的保险产品，逐步扩大地方特色农产品政策性保险覆盖范围，提高农户参保率，建立完善由财政支持的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徐璋勇，现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议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陕西省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